[2]因此，理解某个部分或某个事物，在进行具体分析之时，将其置于所嵌入的背景进行宏观透视，可能会更有利于适切、精当地理解它。

除此以外，行政复议法确定的复议体制、管辖和程序制度，均应为行政争议当事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提供有效保障，从而能够吸引他们选择行政复议渠道解决争议。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5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现行《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除上述行政复议案件外，当事人各方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复议案件，也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但一审稿第48条第2款规定：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听证的，可以按照撤回行政复议申请处理。行政复议是处理行政争议的法治方式，因此，其处理争议案件必须实体合法。（2）对本部门依法设立的派出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规定，以自己的名义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的。

现行《行政复议法》第二章行政复议范围并入二审稿第二章行政复议申请，作为第二章的第一节，该章设4节：行政复议范围、行政复议参加人、申请的提出、行政复议管辖。为弥补这一缺陷，笔者建议，在二审稿第80条之后增加一条，专门规定行政复议申请人和行政复议第三人的法律责任。且分享给数据交易中介服务机构和数据处理者一定的规制权力，也是对其营业自由基本权利的保障。

例如，《意见》指出：科技伦理是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是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相比其他风险，数据安全风险呈现出两大特性：一是动态性与隐匿性。[37]可见，两种不同的数据安全风险概念之间的核心差距在于：一些无法用技术衡量、无法量化，但却对基本权利和国家目标实现造成潜在威胁的风险（如数据伦理风险），无法纳入围绕狭义的数据安全风险概念建构起来的风险规制制度的调整范围。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现行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指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行法律对数据安全风险社会自我规制的制度设计是合宪的，但不可否认，社会自我规制还存在较多问题，有较大的完善空间。

所以，总体上看，组织性规制和行为性规制具有合宪性。组织性规制与强制性的行为性规制意味着国家的干预力量可以介入到数据处理者的组织结构、管理流程和技术措施等方面，实质性地影响了企业自治。如《网络安全法》第29条规定有关行业组织建立健全本行业的网络安全保护规范和协作机制，加强对网络安全风险的分析评估，定期向会员进行风险警示，支持、协助会员应对网络安全风险。因此，为了保障数据的流通和利用，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应当对数据安全风险社会自我规制进行合宪性控制。

[14]王军：《出租汽车经营行政许可之合宪性分析》，载《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政府在进行后设规制时，应当遵守正当程序，与受规制者充分交流信息，并尊重受规制者的陈述权和申辩权，不得因其陈述、申辩加重制裁。如果数据处理者拒不改正或者造成数据泄露等严重后果的，处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其三，行为性规制的设定权不能再放宽到规章，否则可能导致部门利益进入立法，对数字经济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

[14]案件的核心争议在于应该适用 2006年的《山东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还是2005年的《青岛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两部地方性法规对被拆迁人最低安置房屋面积的规定不一致，原告认为应当适用前者，而被告适用了后者。在独断式批准模式中，如果仅仅是不予批准，在程序上并未设置省市立法机关相互协商的渠道。

最后，将批准定位为立法监督，有利于满足地方立法的实际需求，破解省与设区的市法律效力的适用难题。因本案发生在福州市内，应优先适用《福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10]在2007年的金满公司诉广州市规划局行政处罚纠纷案（以下简称金满公司案）中，《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与《广州市城市规划条例》关于违法建设的罚款幅度规定产生了冲突。

关键词: 省级人大常委会。因此，各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不同的细化规则，由于对批准制度的定位不统一，立法实践产生了分歧。通过地方立法凸显地方特色，以地方立法引领地方治理，使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规范效力充分转化为法的实效，才能实现地方立法的有效治理[53]。对批准制度作为一项立法监督制度的功能定位认识的偏差，导致了三方面不利影响：缺乏统一的合法性审查标准影响国家法制统一，缺乏规范的审查批准界限妨碍设区的市立法自主，缺乏明确的批准决定定位导致法规效力误判。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19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20年第一号），第 244页。2.省与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属同一法律渊源。

[31]参见王圭宇、王宁宁：《论新时代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地方性法规批准权》，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22年第1期，第122页。[61]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18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载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8-03/20/content_2052202.htm，2023年5月16日访问。

[32]季宏：《较大市法规的批准审查制度》，载《经济导刊》2010年第4期，第62页。仅有少数省份采取授权性规范（如表1所示），给设区的市立法机关提供了可以选择请求指导的空间。

回顾地方立法的历史演进，1979年《地方组织法》之所以赋予省级人大地方性法规制定权限，是按照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既往经验，为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所提出的，其中尤其强调扩大地方积极性。[43]乔晓阳：《地方立法要守住维护法制统一的底线》，载《法制日报》2015年9月18日，第3版。

实践中呈现出两种极端情况，一是，提前介入过度审查。[37]所以，谨守批准制度的合法性审查界限对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尤为重要。目前，已经有省份在地方立法条例中对这类规范冲突进行协调，可分为两类。[24]参见邓世豹：《论授予较大市完整立法权》，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0期，第27页。

与此同时，相应的法规批准制度也伴随地方立法权限的充实而始终存在，省级人大常委会的批准权限诞生自1986年的《地方组织法》并延续至今。2018年修宪后，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具备独立的宪制依据，批准制度自应属于一种外部立法监督而非内部立法程序。

1.由于当前上位法未对监督机关在审查批准前后如何进行指导与监督予以规定，导致各省级人大常委会对审查批准的界限认识不尽相同，有些地方制定法规主动介人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过程，这种介入在实践中一旦形成义务性规范，有可能对设区的市立法决策的自主性造成消极影响。所谓监督，意为察看并督促，[41]要求既要观察现象，又要对事实进行评价。

如果是附修改意见予以批准，那就意味着省级人大常委会在代替设区的市立法机关进行立法，这既不符合我国上下级人大的互动逻辑，也违反了赋权设区的市立法的制度导向。由于省级人大常委会的批准是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得以施行的前置条件，省级立法监督机关往往将批准视为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程序的其中一环，产生批准属于制定的观念，进而加强对其立法过程的干预。

三是，由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制定机关自行修法。本案的再审判决书未在网上公开，故仅能使用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人民司法·案例》作为引证来源。这不仅是设置批准制度的首要目的，而且是地方立法的底线[43]，直接决定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19]曲立力、刘美：《省与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不一致的选择适用思路——宋某诉青岛市市北区房屋征收安置管理中心行政裁决案》，载《山东法官培训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200页。

[38]但实践中的提前介人指导和批准审查标准均有超出法律规定限度的情况，不符合批准制度的监督性质定位。总体上，学界关于批准制度的定位在性质上已经不存在较大的分歧，但在功能上仍然未予以较为系统的论证。

[48]参见戴建华：《论法的安定性原则》，载《法学评论》2020年第5期，第 42-43页。[60]2023年《立法法》的修改，对于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有了新的规定，增加了事项，批准制度也得以继续保留。

[65]习近平：《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载习近平著：《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81页。由于退回修改的行为模式设定，协商式批准在程序上赋予了批准主体与立法主体相互沟通协商的程序性权限。